高学历逃离县城，考编的幻境破了

在《当引进的高学历人才决定离开县城》这篇报道里，几位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就是“上岸”“编制”。

这不用苛责，人本就是“风险厌恶”的物种，毕业生渴望安稳也很正常，哪怕提供这种安稳的只能是县城。

但编制却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它把毕业生的职业天花板已经定好了。编制，意味着进入机关或事业单位从事事务性工作。那么无论毕业于什么专业，是学哲学、美术还是天体物理，最后打交道的只能是文件、材料、会议。

编制是县城提供的一重最诱人的保障，但也是一种物理隔离，毕业生进入编制，很多情况下其实也是广阔县域和自身专业绝缘了。他们自小以来接受的人生链条——学有所长、学以致用在这里被打断，于是迅速陷入一种价值真空，产生人生意义层面的虚无感。

这并不能怪县城，编制其实是县城能拿出来的最有诚意的东西。但给编制终究是一种嫁接，把高学历植入统一的也极度规范化的职业轨道。这不是一种自然生长，并不是毕业生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机遇，这是因为在内卷的求职环境里，这里成为了为数不多可以“上岸”的彼岸。

同时，毕业生还要在这里重新适应体制逻辑，并和异质化的乡土社会融合，甚至择偶都变成了一种横亘在眼前的困难。对于毕业于城市院校、学了一身“屠龙术”的高学历毕业生来说，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不难想象。

而未来显然还要面临更多现实的难题。比如这些本身毕业于知名院校的毕业生，他们能否接受自己的子女在县城接受非常平庸的教育？他们对生活品质、医疗水准的追求，在县城能否得到满足？

所以，他们中有些人选择逃离县城，这太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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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爱德华·格莱泽写过一本《城市的胜利》。在这本书里，他直言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是最健康、最绿色、最富裕、最宜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