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一龙《河边的错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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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河边的错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错误

电影《河边的错误》上映一月有余,票房不错,讨论不少。电影海报上赫然写道:“没有答案,不如发疯。”影片结束后,观众或许一头雾水,更禁不住要问:河边的错误是什么?凶手是谁?许亮怎么死的?警察马哲怎么了?102分钟的电影,确实让人找不到答案,而“没有答案”似乎是一种辩解,可以为空洞叙事提供一种合法性。

电影《河边的错误》由90后导演魏书钧执导,朱一龙主演。该电影改编自余华同名中篇小说。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首次发表于文学杂志《钟山》1988年第1期,具有80年代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特征。导演将80年代置换成90年代,影片开场便是几个淘气的小男孩在破旧的房子间穿梭,穿着雨衣披风,拿着玩具枪,玩起游戏来真是威风凛凛。一个小男孩奔跑着,在雨中的小巷,在废弃的楼房,他气喘吁吁地推开一扇门,猛地收住脚步,房门打开,是通往外界的悬空之处,再往前一步就掉下去了,由此带给人一丝惊悚的寓意。影片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表现出90年代的怀旧气息,只是影片的画面有时不甚清晰,尤其是在采用远景镜头的画面中,演员的面孔是模糊难辨的。

当一部影片更多地表现出艺术倾向,更强烈地表达艺术风格时,相较于商业大片,我们可以降低对它在画面和音效上的期待。那么,好吧,模糊一点没关系。我们更多地注意它所讲述的故事与表达的理念。在暗流涌动的河边,镇上么四婆婆被杀害,脖子上有刀痕。这位婆婆常年养鹅,几年前收养了一个疯子,并未与镇上他人有利益冲突。刑警队长马哲负责侦查此案。证据表明,疯子就是凶手。公安局局长说可以结案了,让马哲好好写报告。马哲则认为,事情还没这么简单,于是,他继续追踪。轮到王宏与钱玲出场,他们之间有不可公开的恋情,至于应该是或者可以是什么曲折的恋情,影片并无详细表达。王宏配合警方调查,提供了一条线索,他说在河边看到了一个烫着长波浪的女人。后来,王宏死在了河边。理发店里的许亮大概是那个烫着长波浪的“女人”,因为马哲在许亮的房间里搜到了长波浪假发以及一套女装。许亮自杀未遂,马哲介入抢救工作,代替家属签字送医,康复后的许亮送了一面锦旗给马哲,开开心心地离开。就在马哲走出办公场所时,“啪”的一声,许亮恰好掉落在马哲的车顶,死了。

同样令人揪心的是,马哲那未出生的孩子,有百分之十的可能存在智力缺陷。要不要这个孩子,成为夫妻俩争论的一个焦点。马哲买菜接妻子下班,两人在家吃饭喝酒跳舞,氛围既浪漫又伤感。马哲调侃同事的特长是“劈叉”,还有唱歌,随后在妻子的邀请下哼起歌曲:“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这是周华健在90年代末流行一时的《花心》。烟气缭绕,意气消沉。影片尾声,马哲立下三等功,郑重地接受表彰,而在家里,夫妻俩为已出世的孩子洗澡,画面定格在孩子脸上,那是一张没有错误的脸。

错误本身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围绕错误而产生的一系列冲突以及无意义的反抗。疯子疯不疯,杀人动机是什么?许亮是怎样的人,有什么特殊倾向,他怎么死的?马哲开枪击毙疯子了吗?孩子出生没有,是否健康?马哲立下三等功没有?没有确切答案。

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完整的起承转合。

影片围绕一起谋杀案,牵扯出不同人物与事件。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过是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生命碎片。碎片式的故事与零散化的表达使得这部作品充满荒诞主义色彩。它像文艺片、悬疑片、侦探片、恐怖片,又什么都不像,在这个层面上说,它作出了反类型的尝试。但是,这部影片的硬伤在于它没有巧妙地讲好故事,没有对不同维度的人物作出清晰描摹,没有对不同疑点进行深刻辨析。

影片采取散文化叙事与开放式结尾。开放式结尾能给观众更多想象空间,但它并不代表让观众一头雾水。沈从文在《边城》结尾说:“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好莱坞影片《乱世佳人》中郝思嘉相信:“不管怎么样,明天又是新的一天。”我们对“这个人”明天回来,白瑞德明天再次出现抱有期待。但是,来或不来,岁月依旧。结尾如何,不再重要,故事依然精彩。反观这部影片,故事并未讲完,结尾不清不楚,它的“开放式”只是增加了迷惑。影片将真相与幻觉展开交叉叙事,而在画面色调上并未作出区分,实际上是难以让人辨识不同影像片段的真假叙事的。如果在踏入影院之前读过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或者在走出影院之后搜罗各种解说再做些过度阐释,想必可以知道影片在怎样讲一个故事。可是,一部好的电影应该是借助影片这个单一文本就传递出意义,而不是借助小说或者影评等其它伴随文本产生意义。

许多作家称自己是“讲故事的人”,莫言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也如是说,这是朴素而真诚的创作立场。余华的小说《河边的错误》讲清楚了故事。很遗憾,魏书钧影片《河边的错误》并没有,它在改编过程中丢失了故事,标出了形式。影片作出了很多形式的探索,包括复原90年代的真实感,暗示影院的萧条感,营造阴森的气氛,刻画无力的人物、怪异的偏好与衰颓的爱情等等,进而揭示凶杀案背后的凋敝人生与荒谬现实。可是它在“讲故事”这个基本要素上失去了诚意。这个关于真实与幻觉、秘密与情感、持守与牺牲的故事,本可以启发我们反思置身的世界,引领我们回顾已经发生和无法改变的,想象不曾确证和未曾拥有的,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中回避荒谬。可当故事变得破碎,讲述方式变得凌乱,我们又该如何认同创作者反逻辑的意图,并且深切共鸣有效反思?(作者系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来源:1905电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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