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认为内卷造成生育率低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被网民亲切地称为“催生办主任”，同时他也是一个斜杠中年人，出版了科幻小说、人口研究著作，还参与由其小说改编的沉浸式互动影音剧《永生之后》的共创。他多年以来为中国人口问题奔忙，他认为低效和内卷的教育系统会拉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因为会“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老龄化又可能会降低中国的创新力。梁建章在公司管理之余，从各个角度为政府提建议，鼓励政府为大家的生育减负。这次《靠近》与梁建章聊了聊国内的生育难题。

出品/YOUNG财经《靠近》第3期

公众号/youngcaijing

采&写/徐爱之

/王炜

照片/受访者提供

设计/姜雪斌

比家人更操心你生育养育难题的，可能是梁建章先生了。

6月30日携程集团宣布推出针对全球员工的生育补贴政策：自2023年7月1日起，入职满3年的全球员工，不论性别，每新生育1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直到孩子满5岁，总计可获得5万元。

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人口经济学家梁建章说，自己最主要的工作之一，除了企业管理以外，就是想各种招儿给政府政策提建议，鼓励政府来给大家生育减负。

在碎片化的信息时代，梁建章认为需要一些深度思考的时间，来关心一些每个人都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相对于宇宙的浩瀚，生命固然短暂和渺小，但只要存在爱情、亲情以及生死，渺小的人类就可以无限延续，从而孕育无限的创新，并将其在空间和时间上无限传承。他把生命的繁衍提高到了追问人生意义的高度上：“新生命的延续到底意味着什么？人类存在于世界上是在追求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梁建章线上参与《永生之后》沉浸式影音剧共创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是956万，比2021年减少106万，创历史新低。中国人口生育率是世界上倒数第二，垫底的是韩国。为此，梁建章更为焦虑，他认为中国的老龄化会阻碍年轻人的活力，让创新变弱了。

梁建章举了日本创新的例子。日本的大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获得了很多项专利。然而这些发明大多是微创新，而不是颠覆性创新。例如，日本公司不断改进数码相机，使其体积更小、质量更好，并且具有更多的功能。“但是，他们没有颠覆性的发明，如iPhone.”

他在经济学领域一篇开创性的关于老龄化和创新的论文中，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部分观点：年轻人的创新想法会被老人压制，如果老人永远不退休的话，年轻人就没有什么机会，他们的努力不能颠覆上一辈人，他们的空间就会被局限掉，颠覆性的创新就不会发生。这篇论文说的是老龄化会对对年轻人创新的压制。

梁建章说他看过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一个访谈，“他跟我说的几乎是一样的，他说创造有两个，要么创造孩子，要么创造一些能够留下来的东西。”

根据梁建章科幻小说改编的沉浸式影音剧《永生之后》下周将在上海首演

5月26日我在北京宝格丽酒店的新书发布会现场见到梁建章，梁建章出版了他的新书《人口战略：人口如何影响经济与创新》。他略带疲倦，神色平和，让人很难跟“13岁成为电脑神童”、“16岁考入复旦少年班”的携程联合创始人联系起来。

7月14日，梁建章的科幻小说《永生之后》改编的沉浸式影音剧即将在上海首演。在谈及创作时，梁建章解释说：“有人说我写这个小说仅仅是为了让大家生孩子，实际上这个小说的话题是远远超过这个了，跟文明的延续有关，但不仅仅是人口问题，人口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靠近梁建章，听他谈谈生孩子与创新、社会发展的关系。

梁建章：教育负担重会拉低生育意愿

降低未来人口规模、削弱创新力

YOUNG财经：一个低效和内卷的教育系统不会对创造力造成太大的损害，但拉低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这其中的关联是什么？

梁建章：教育内卷给学生和家长造成金钱和时间的负担是拉低生育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我书中的数据分析，东亚国家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比较长，生育率则相对低，而欧美国家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比较短，生育率相对高。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和生育率呈现负相关关系。

中国的教育负担，无论是学习时间和费用还是家长辅导学习的时间几乎都是世界上最高的，中国的学生和家长几乎是世界上最辛苦的，而且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和金钱补课，这就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家庭的生育意愿也几乎是世界最低的。

总的来说，教育负担重，会拉低生育意愿和未来年轻人口规模，从而削弱创新力。因此一个高质量和高效率的教育系统是解决人口和创新问题的关键。

YOUNG财经：当一个国家普及了大学教育加大教育投入，并不能显著提升人口的创新能力。那么创新能力要如何才能激发？（教育知识创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创新能力不仅需要天分，还需要运气的成分）

梁建章：可以重点参考我在书中提出的创新力模型。创新力4个要素：人口数量、人口能力以及内部和外部交流量。我在《人口战略》中开创性提出“人口创新力”模型概念：创新力=人口数量*人口能力*（内部交流量+外部交流量），并围绕规模效应、老龄化效应、聚集效应和流动效应展开分析。

YOUNG财经：从创新力模型来看，是否会有一种新平衡出现？即：虽然中国的人口总量下降了，但是对内对外交流增加了，那么创新依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水准？

梁建章：人口总量下降的同时，国家会迅速老龄化，那么潜在年轻发明家和企业家就会变少，同时老龄化社会还存在一种阻挡效应，老年人会阻挡年轻人的活力。这一点我们能以日本为例，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企业非常有创造力，经济飞速发展，随后，日本进入了“失落的几十年”。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真正导致这一停滞的罪魁祸首，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创业精神缺失。

正因此，即使对内对外交流增加，而人口规模和人口能力下降，创新不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准。

YOUNG财经：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除了提高生育率，您还有其它的创新方面的补充吗？

梁建章：通过财税补贴来帮助家庭降低养育成本，通过房地产改革来降低购房压力，通过教育改革来降低升学和考试的压力，通过生育福利来降低职业生涯的机会成本，通过加强对外开放来增加外部交流量，来弥补人口和市场萎缩带来的负面效应

YOUNG财经：中国的科研在突飞猛进，基础科学领域快速接近世界顶尖水平。但为什么中国的创新却在减弱？

梁建章：低生育率及人口老龄化。

YOUNG财经：和日本比较，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有什么特点？

梁建章：对于当下的环境而言，当前中国的年龄结构仍然年轻，中国员工的创业精神也非常强烈，中国的互联网、AI、创新型企业表现得更加出色。

YOUNG财经：印度的生育率高。那么印度是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吗？

梁建章：印度还没有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其现在的创新水平尚不处于世界前沿，更多的是适应性创新。但是10年以后，印度很有可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其创新能力就有可能和现在的中国一样。

YOUNG财经：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创业率是怎样的？中国缺乏创业精神吗？

梁建章：日本人力资源服务公司Randstad在2017年对世界3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劳动者意识调查，结果显示有66.9%的日本人表示没有创业意愿，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最后一名。中国的创业率与日本相比是最高的，中国员工的创业精神相对来说也比较强烈。

YOUNG财经：您所创办的公司携程是一家创新型公司吗？

梁建章：是的。1999年我们的业务模式，的确是开创了中国旅游市场的新格局。

YOUNG财经：中国经济收入情况来看，通过钱来鼓励生育的符合国情吗？

梁建章：中国是最有财力来补贴生育的国家，因为中国的投资率比欧美发达国家高了十多个至三十多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愿意为未来投资的一群人。那么高的投资率都投到哪里去了呢？主要投到了各种固定资产，如基建、厂房等等。

中国城市化和制造业的蓬勃发展，部分就得益于非常高的投资率。未来中国在基建和工厂等领域的建设需求趋于饱和，所以完全有能力从原本已在固定资产领域形成超额投资的资金里面，拿出一部分来补贴生育。中国现在有很多行业都面临产能过剩的困境，如果通过生育更多的孩子产生更多的消费需求，婴幼儿用品以及教育等多个产业都将因此获益，直接有助于消化产能提振经济。长期来看，补贴生育更是对于本国人力资源的未来进行投资。对于当下普遍存在“产能过剩”的中国经济来说，投资人力资源恰恰是回报最高的选择。

YOUNG财经：日本研究人类学的藤田孝典写过一本书叫做《贫困一代：被社会囚禁的年轻人》。从我们目前的大环境来看，国内大环境对年轻人的生活状况是否友好？据我观察，很多城市都出现了年轻人的工资收入和老年人退休金倒挂的现象。这一点与您在书中介绍日本老龄化的情况比较相似。您怎么看待这个日本和国内，“牺牲年轻人的利益为代价帮助老年人群体”的问题的？

梁建章：长远来看，将工作人口所缴纳的养老金中的一定比例，通过社保体系定向支付给年轻人的父母，是可以考虑的改革方向之一。这种部分定向的缴纳方式实际上是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的折中，既可以维持社会化养老的基本保障特征，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在经济上激励生育的效果。按照这种方案，养育更多孩子（尤其是未来收入更高的孩子），父母在经济上也能得到更高的回报。而定向缴纳的比例，也可以视低生育率的严重程度进行调整，以起到所需的激励效果。

此外，由于年轻人定向缴纳的这一部分金额，虽然经过养老体系的账户，但实际上是在家庭内部转移。如果年轻人面临经济压力，在与父母协商的前提下，也可以部分或全部返还给年轻人，这样也会在必要的时候间接减轻年轻人的负担。当然，这种内含激励机制的养老金缴纳方案是通过奖励过去多生多育的父母，来对现在的年轻父母起示范作用。这种效果是间接的，而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当务之急还是减免二孩和多孩家庭的税负。

YOUNG财经：您怎么看目前中国年轻人的生存环境？

梁建章：单从房价来看年轻人的压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再加上中国的教育内卷，所以整体压力很大。

YOUNG财经：教育行业出现“效率倒退”。您在著作中提及：“现在18岁的中学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并不比一代人甚至两代人之前多，但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前人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学校的硬件、软件设施及各种高科技设备都远超从前，可效率非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这一点令人震惊”。

梁建章：教育体制没有变化，但在过去100年里，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变。随着人类的知识爆炸，创新所需学习的知识就越来越多。

YOUNG财经：您提出了一个“缩短学制”的措施。对于如何推进教育的改革，有什么行动层面的想法？

梁建章：基础教育阶段是有提速空间的。因为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现在很多知识不需要死记硬背，现在的人工智能和在线技术可以帮助教学。我的建议是小学阶段提速一年，中学可以缩短一年。基础教育阶段缩短1—2年以后，中国可以尝试实行10年义务教育，同时普及大学教育。另外，中国的硕士研究生阶段普遍是2—3年，而国际上通常是1—2年，建议也可以适当缩短。

YOUNG财经：中国的“大学生能力”在亚洲国家中处于怎样的一个状况？

梁建章：斯坦福大学教授Prashant Loyalka等，在发表在《自然杂志》的论文中，对美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理工科专业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面进行了测评。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中国学生在大学第一学年的表现，和美国学生相比其实差异不大，且高于俄罗斯，远高于印度；但是在大二之后，能力却下降了，在大学四年级的测评中被俄罗斯追赶上来，而且大学最后一年相比较大三，退步幅度是俄罗斯和印度等三个国家中最大的。

YOUNG财经：中国的教育成本中，时间成本为什么这么高？能否简单阐述它跟教育制度的关系。

梁建章：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其他国家也有统一的考试，但是不同学校和专业会综合考核学生其他方面的表现。只有中国只用一个总分公式来决定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录取，这个统考统招的体制是中国仅有的，造成的后果是中学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学习几乎唯一目的就是为高考准备，这种应试教育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YOUNG财经：我们目前在提倡教育分流，有一部分中学生将会进入职业教育。您怎么看中国这种分流的未来影响和落地效果？

梁建章：职场和社会越来越复杂，变化越来越快，多学几年文化知识非常有必要。即使是成绩差的学生也应该多学一些文化，不仅对学生个人有好处，还会有利于整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教育的过早分层会导致那些晚熟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也会无谓增加教育压力。

YOUNG财经：教育的分流是否可看作一种改革，以及它是否会减少教育成本、降低人们的焦虑？

梁建章：有一半的学生被分流，基本上与高中无缘。这让原本就压力很大的家长，多了另一层焦虑，就是如果自己的孩子考不上普通高中的话，很可能就要去职业高中，孩子的未来定位就会被锁死在低收入人群。

YOUNG财经：职业教育的普及是否能帮助提高中国生育率？

梁建章：未来的智能社会，需要的是多面手和“通才”，而不应该过早被定形为某个领域的“螺丝钉”。即便是现在最稳定和专业的职业，也面临很多变化，未来二十年里，会有大量工作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取代或部分取代。以智能社会需要的能力和需求而言，我们应该逐步普及高中和大学教育。可以在大学阶段进行职业大学和普通大学的分流，具体可以逐步升级或者取消现有的中等职业学校，集中精力办好高等职业大学。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选择普通大学或者高等职业大学。这样年轻人才会拥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机会，更适应智能化社会的转型，和更好地适应复杂的智能化社会。从社会角度，普及高中和普及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在内的大学教育，短期可以减轻教育内卷，长期有利于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缓解贫富差距。

YOUNG财经：中国现在高考改革的可能性有多大？难度在哪里？

梁建章：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中国高中生的学习压力非常大，一旦考进大学学生的压力就减轻很多，学习的努力程度就比不上其他国家。

我们应该延迟筛选，减轻压力，缩短基础教育时间，普及大学教育。把人才的筛选延后到大学毕业阶段，将大学毕业考试或研究生考试作为主要的筛选人才的考试，这样就可以把考试的压力延后。

如果把考试延后到大学阶段，那就解决了大学生太放松，学习努力程度不够的情况，真正的实现宽进严出，大部分人都有机会去接受大学教育。

YOUNG财经：您也谈及“敬祖传后”，您怎样看待青年人群体中的“断亲”现象？（切断和亲戚的来往）

梁建章：在独生子女政策时代，城市家庭普遍是独生子女家庭，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亲戚越来越少。青年人群体中的“断亲”现象，与过去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

YOUNG财经：未来人口会持续流入大城市。此前我采访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胡小武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观察：现代年轻人选择反向流动，即从大城市、一线城市回流到二三线城市。您怎么看这种现象和您的分析之间的不同。

梁建章：人口聚集在大城市，人们会有更多的交流和创新机会，更多的就业选择，更丰富多彩的消费选择，更高效和高质量的医疗教育等各种服务。近年来一部分年轻人选择反向流动，与一线城市的房价过高有关。

YOUNG财经：公司治理和学术之间的平衡是怎样处理的？您的时间精力分布情况是怎样的？

梁建章：在不同时期，这个时间分配比例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在我读博士那几年，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学术研究上。但在公司处于危机时期（比如疫情时期），需要我为公司服务时，我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公司上。

YOUNG财经：女性独立，不愿意结婚、生育，是不是可以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概括就是“大家更愿搞钱而不想生育了？”

梁建章：不是。女性的职业发展与生育需求的矛盾可以通过福利政策得到缓解。参考很多北欧国家的情况，随着社会与经济发展，女性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非常高时，再增加生育福利，生育率会有所反弹。因此，鼓励生育并不必然带来女性职场地位的下降，这需要政府有效政策。

YOUNG财经：中国女性的独立，女性意识、平权的崛起，反应出了中国男权社会的问题。包括此前很多社会热点中，大家对男性失格现象的讨论，您怎么看中国男性的品质，中国男性群体这些年有什么变化吗？

梁建章：我认为，社会舆论应该促进男女平等基础上的互敬互爱、互助互让，而不应该加剧男女对立。

YOUNG财经：生育友好的社会必须是女性友好的社会。就目前情况来看，是否可推出并验证中国并不是一个女性友好的社会。您对中国女性友好社会，从自己公司以及社会层面，有什么建议呢？

梁建章：社会在女性与儿童福利供给上可以下更大力气。

普惠的托幼服务、男女平等的产假、开放外籍保姆、保障单亲家庭权益、开放辅助生育技术等，可以有效地帮助职业女性降低育儿的时间和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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